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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著《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出書暨自序、目錄及其他
書名：《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
交流作者：田飛龍
出書社：噴鼻港城市年夜學出書社
出書時間：2017年
【自序】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2014）中出現“法治”并不讓人不測，但出現“依憲治國”至多讓懷抱更高法管理想的法學家歡欣鼓舞。“法治”是中共十五年夜和1999年憲法修改案正式接納的焦點價值與治國方略，此次全會不過是再次確認和更系統安排。但長期以來，貴為“眾法之法”的憲法卻被束之高閣，不知所從，而圍繞憲法實施活躍起來的若干元概念及其路徑規劃，亦一度成為國家公共政治生涯與社會輿論場的最年夜忌諱。現在，不僅“依憲治國”作為“依法治國”的最基礎要素被肯認，更是有憲法日和憲法宣誓作為外觀情勢予以強化。一時間，似乎“法治”的春天和“憲政”的春天都要來了。
這一切的等待與長短均源自憲法的美妙。平易近主是個好東西，但有時候不那么好，有著“多數人虐政”的威脅。而憲法能夠是個更好的東西，憲法滿載著特定平易近族的政治審美與軌制偏好，並且對平易近主有著規范性的限制和引導感化。假如說平易近主是飽滿漂移的政治意志源泉，那么憲法就是導引該源泉進進感性化、法式化狀態的奧秘軌道。平易近主釋放了集體的政治豪情并自我標榜為最正當，假如政體設計不當，平易近主無序發展，則平易近主不過是“不斷反動”的直接來由。有什么辦法“告別反動”，走向“永遠戰爭”呢？唯有憲法。
所以，憲法的美妙，在某種意義上就源自于其節制平易近主、維系常態、鞏固不受拘束和次序的優越價值。是以，年夜體上崇尚權威、好漢、暴力甚至運動的平易近族，對于憲法有著自然的隔閡感。上至最高領袖，下至百姓蒼生，在偉年夜的反動創制時刻，一方面集體創作了載滿一切最美妙同時也能夠內教學場地在沖突不斷的價值，另一方面又不真正信任一紙文件的感化能夠超出、代替甚至于限制領導反動與制憲的生動氣力。一邊制憲，一邊運動，最后還是運動壓倒了憲法，這就是建國后三十年的政治真實。那是一個“平易近粹式平易近主”驅逐“憲法度平易近主”的時代，不受拘束、感性與公共審議無從落地，領袖與群眾之間的一呼百應與心領神會沖決了一切軌制羅網，繼續享用著后反動時代的運動快感，無拘無束，肆意東西。代替憲法文本的，不是其他，而是“紅寶書”，一種區別于世俗憲法的“神圣憲法”。
其實這一幕在東方憲法史上亦不生疏。東方憲法當然有著種種古典淵源，但其規范情勢是直到近現代才成績的。東方憲法的歷史動力有二：一是反國王專制，爭取封建不受拘束，典範如英國地盤貴族與約翰國王簽定的《不受拘束年夜憲章》；二是反教會專制，爭取世俗不舞蹈場地受拘束，這一嚴酷斗爭從公元11世紀的“教皇反動”時期即已開始，王權法學家和教權法學家各自尋找某種權力至上的法理依據，結果個人空間促進了東方公法法理學的繁榮和法令傳統的漸然成形。東方憲法的發展是上述線索里的貴族不受教學場地拘束權對王權、王權對教權雙重勝利的結果。貴族與國王在政治上有著兩面關系：貴族一方面要協助國王反對教權專制，另一方面又要防范國王損害封建不受拘束。在這兩面作戰中，貴族群體堅定地發展出了議會軌制和司法軌制，構成東方憲法的基礎。
時至近代，無論是英國的不成文憲法，還是歐陸的成文憲法，盡管表現情勢有別，但都樹立活著俗主義、感性主義的基礎之上，是以政教分離為制憲會議室出租條件的。政教分離對于東方文明而言，不僅僅是保護了宗教不受拘束，更關鍵的是祛除了籠罩在憲法上的“神圣魅惑”，與古典政管理想主義劃開規范性界線。盡管仍有私密空間不少門戶和文獻矢志不渝地追溯憲法的宗教淵源，亦有人在法令崇奉意義上溝通法令與宗教，但東方憲法文明的主體仍然是世俗的、感性的。
世俗化之后的憲法文明具有顯著的啟蒙主義胎痕，將政治領域設定為無限的成人活動領域，不再如古典世界普通不切實際地尋求“幻想國”和美德政體，而是接收一種無限美妙的“法治國”。但是，這里出現了一個權威的空擋，即當教權退進私家領域、王權或許滅亡或許被“君主立憲”時，世俗世界需求一個新的終極性政治權威作為憲法與新政治次序的規范性開端，否則世俗次序便出現邏輯上的宏大缺掉。這個新權威在英國是“議會”，一個除了“變男為女”之外什么都能干的機構，而在法國則是“國民”。新憲法幾乎是與新權威同時出現的，這就出現了政治世俗化之后的又一個難題：當新憲法與新權威發生沖突時，怎么辦？于是，政治經驗再次教導人類：以憲法名義繼續馴化作為新權威的“議會”或“國民”，是人類政管理性高階發展的需要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規范憲法”階段，否則即便頻頻制憲和修憲，憲政也與特定平易近族無關。american的聯邦黨人早在1787年就深入洞悉了“馴化新權威”的最基礎主要性，將憲法樹立在“分權制衡”的焦點道理之上，1803年開始的司法審查更是以次序感性接力鞏固聯邦黨人的建國年夜業，這般才有現代amer小樹屋ican憲政的舉世成績。american憲法，除了其英國淵源外，最主要者為成文憲法屬性。成文憲法者，不單是文件的單一化會議室出租，更關鍵是徹底截斷了教權從頭干預國家以及國家政治生涯規范多元混雜的能夠性，有用鞏固了新憲法權威與次序。
這些東方的憲法故事，常常回憶，對國人之“繼續啟蒙”的意義猶在。憲法與憲政作為中國政治現代化事業的焦點構成，自戊戌變法就已頻頻閃現于國人眼前。憲法是美妙的，外者富國強兵，內者維新護平易近，這是晚清平易近國諸多仁人志士的共識。但中國的立憲進程著實“糾結”了一個多世紀，至今未得消停。在毛澤東看來，晚清的不算，平易近國憲法也只是個“笑話”，城頭變幻年夜王旗，之共享空間后就是附庸風雅變“憲法”。毛澤東尤其看不上1923年的“曹錕憲法”。對于國平易近黨的1947憲法，他亦未必高看。1949年除夕獻詞，蔣介石以“法統”不至中斷為條件下野。很快，共產黨廢除“六法全書”的告訴遍發全束縛區。從1949年新政協開始，共產黨人亦屢次制憲，也幾多標榜，但直到八二憲法之前，各部憲法之實際命運與感化亦很難說超越晚清與平易近國先例。
近來頗有一些平易近國研討者指出，曹錕憲法在內容上若何優良，或許1947憲法若何博采眾家，會通中西，年夜有感歎一落千丈，發“思古幽情”之勢。但是，問題并不是文本內容能否完善，否則照搬american憲法的非洲、拉美甚至于東歐諸多國家早就實現憲政，成為“不受拘束而繁榮的國度”了。我們要追問的實際上應該是：立不住的憲法真的美妙嗎？或許說真的值得過分贊譽嗎？立憲如要勝利，并不是少數精英的構思與杰作，而是共享空間憲法對配合體價值的共識性表述、對政治實力的公道反應與政治互動規則的公道設計，否則就只能是“鏡花水月”了。中國的20世紀既是立憲的世紀，也是反動的世紀，結果是反動壓倒立憲。晚清平易近國瓜代之際，立憲派本有微弱機會推進立憲舞蹈教室年夜業，收束軍閥蠻力，改革反動豪情，然實力派軍閥與反動黨皆難于守護“約法度憲法”而從頭展開權力與政治目標的嚴酷競奪，自1920年月開始的兩黨新造更是超越議會政治與規范憲法路徑不知有多遠。作為富集著“告別反動”、“走向憲政”之類的立憲派舊有幻想和“最后的貴族意識”的當代不受拘束知識分子，其平易近國憲法之研討實有過分移情于“文本”小樹屋而輕忽“現實”以及立憲感性之偏頗。當然，作為一種借助“歷史”表達規范性等待的未來主義意識，亦無可厚非。
只是，中國憲法的糾結并沒有因為晚清、平易近國、建國三十年各種負面實踐與經驗而有結構性衝破。八二憲法盡管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為穩定和最具開放包涵性的憲法，但其本身內部新舊原則雜陳、實施軌制粗陋、對具體法令法規合憲性監控機制缺掉、對規范實證權力運行無力、對保護國民基礎權利難為，更關鍵者，這部憲法似乎“論證”效能優于“規范”效能，從序文到總綱再到註釋，行文邏輯與實際後果皆有聚焦于“符合法規性論證”的實質內涵，而“規范權力運行”的軌制與法式設計或許不甚清楚，或許與通行之分權制衡道理存在張力。
八二憲法的尷尬在改造史中頻頻出現，試舉數例：第一，憲法載明的黨在憲法法令范圍內活動的條款從未獲得具體的法令支撐，凌駕于國家常規權力之上的黨的領導權也只要憲法序文的“論證性”說起，而缺少“規范性”法式，更無權力清單可言，從而無從判斷該種權力的具體屬性和法式特征，更無“限權”能瑜伽場地夠；第二，憲法載明的“依法治國”條款無法“自動”啟動，而必須等候十八屆四中全會“手動”開啟和提速；第三，2001年“齊玉苓舞蹈場地案”折射出“憲法司法化”一線曙光，2008年同案批復在未被實際適用的條件下遭到明確廢止，阻斷了中國法瑜伽場地院的憲法解釋權與憲法條款的司法適用之路；第四，改造政策與憲法規范存在時間先后與規范關系沖突，“良性違憲論”出現，提出效能主義辯護，卻遠離了憲法的規范立場；第五，成文憲法的觀念危機，若有人從憲法社會學和政治現實角度提出“黨章憲法論”會議室出租，完整無視“成文憲法”自己就是中國百年立憲史的一年夜進步，是實現“規范憲法”的需要邏輯條件，在此調用任何英國經驗都是無效的，不僅因為英國自己并非典範憲政國家，更關鍵的是中國是后發憲政轉型國家，有著更為凸起的“憲法限權”任務；第六，《立法法》載明的“法規違憲審查”機制引而不發，缺少最基礎的法式規則和法式效率，與中國日益興起的憲法維權需求不克不及婚配。
中國憲法的“糾結”還不僅僅限于軌制層面的實施性障礙與阻塞，更有憲法思惟和佈景理論上的混亂。與國內思惟三分（不受拘束主義、社會主義和文明守舊主義）的格式對應，憲法領域亦存在著嚴格的思惟對峙。一方面，不受拘束主義憲法學者總體上視憲法與憲政為東方或不受拘束主義的“專利”，嚴防正統社會主義和偏師儒家的專利侵權、盜窟模擬或價值滲透，強力維護不受拘束主義在公共領域的“基礎語法”位置。另一方面，年夜陸新儒家表現出不滿海內新儒家以及百年來儒家就低守護的“心性儒學”之低微，在自有的政治儒學傳統和官方“中國夢”的聯合鼓噪下，年夜有恢復儒家政治河山、從頭尊儒的政治公個性抱負，由此不僅安慰不受拘束主義反彈攻擊，更有淆亂百年立憲既有思惟與軌制結果之后果預期，改換憲法之限權與不受拘束主軸，重建一種1對1教學“反現代性”的傳統主義儒家政治次序。這些“越位”傾向不僅難以見容于正統不受拘束主義，亦難以見容于正統社會主義。當然，儒家作為一種偉年夜的外鄉文明，其價值修復和管理意義釋放是歷經反動激進過程后的必定階段。但基于中國政治轉型有著嚴格的現代性與全球化語境限制，亦有著日益內在化的、寬泛不受拘束主義的思惟與軌制積淀，故年夜陸新儒家需放棄“獨尊儒術”式的價值僭越與政治浪漫，放瑜伽場地棄與東方古典政管理想主義氣質附近的“哲學王”式玄思，現實、感性而負責任地尋找和填補中國基層次序、社會管理與教化以及國家政治修改中堪當責任的空間，以互補性和實踐性為指向融進中國現代化的年夜時代，而不是逆轉乾坤，孤掌求鳴。此外，正統社會主義在日益淡化嚴格馬克思主義教義佈景的同時，能否有興趣愿和才能整合不受拘束主義和儒家的公道成分，根據中國社會的進步需求中庸之道地融瑜伽教室進新發展和新世界體系，成績出一種背靠深摯文明、基于外鄉實踐、面向未來發展的穩健改造的系統哲學與舞蹈場地理論，亦是嚴酷無比之挑戰。以上思惟紛爭之種種，未必是一切憲政轉型國家的窘境，卻是中國無可迴避的思惟現實與政治現實，也是思惟創造性的世界歷史契機。
可想而知，在“依憲治國”的價值性政治決斷支撐下，規范立場的《憲法解釋法式法》勢必以“法治”名義繼續游說中心接收并實施，而本年的憲法日以及相關的憲法宣誓機制亦會常規開展。這些跡象當然是憲法進步的征兆，是憲法美妙時代的曙光。但是，顯1對1教學然還不克不及說這就是中國憲法的春天。憲法等待總是美妙的，可以高度詩化，就像當紅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新中國”守看者時常吟誦的動人詩句一樣：“它是站在海岸遙看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平地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線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舞蹈場地，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將近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細查出處，居然來自毛澤東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949，反動與新中國不是“遙看”，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沉醉于詩意幻想氛圍不克不及自拔，而瑜伽教室是嚴酷的斗爭、犧牲與建設。憲法之春天亦然，不成能詩意自成，不成能一揮而就。在“依憲治國”滿天飛的激動時刻，冷靜者應嚴酷面對：黨規與國法的二元體制現實、黨的領導對法治的全方位管控、常規國家才能與管理感性的不自立與不自足、基礎權利保護的千瘡百孔和國民主體的政治與品德缺點。若再上升一個步驟，中國憲法實踐面臨著以何種方法接續本身文明以及若何發展出兼容而有別的軌制形式以貢獻于人類這兩年夜結構性挑戰。一端深刻本身共享會議室文明腹地，另一端接進超國家的廣泛主義幻想與軌制構造，這是一個更美妙卻也加倍糾結和高度不確定的時代。我們在思惟與戰略上的任何嚴重誤導或誤判，都不僅導致中國無法改造進取，更能夠消解既有基礎和結果。這般，中國憲法的美妙私密空間時代，因背負著太多的家教超東方文明、歷史與軌制抱負，不那么早地出結論，不那么早地終結“承認的斗爭”，不那么早地墮進“異性戀—墮胎”式的社會品德與權利沖突循環，而是自立、審慎、穩健、開放、開拓、創造，不也是一種雖不克不及當即“看見”卻能“想見”的美妙嗎？
這就是憲政中國之道的喜與愁、美與傷。這種千回百轉、跌蕩放誕升沉、山重水復又仿佛山窮水盡的憲政之路交織著中國國聚會場地民的政治自立性與規范等待。本書著意于從“政治憲法”的角度根究和提醒中國憲政轉型的思惟與軌制脈絡，呈現一種分歧于“規范憲法”之單純移植與教義內卷的憲法心智與憲政世界觀。但“政治憲法”絕非對“規范憲法”的全盤否認或代替，二者各有其理據和邊界。毋寧說，“政治憲法”是為“規范憲法”澄清政治條件及完美憲制結構，并以有用的政管理性來節制“規范”的“往政治化”與“往整體化”之偏頗，調校中國憲法及其轉型演變的宏觀標的目的感與感性節奏。本書在港臺地區的出書尤其具有一種面向未來中國整體性憲制的“對話”與“整合”之好心。一國兩制是面向未來的憲政實踐聰明，對年夜陸的請求是矢志改造，從容創造，堅定守護，而對港臺的請求則是面向未來，抑制悲情，協力建構整體中國的命運配合體與軌制配合體。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就是通過政治正當法式與配合歷史聰明而不斷打消差異性、管控不確定性及天生新個人空間的“規范世界”的演變過程，政治憲法學于此一過程當可年夜有作為，為中國年夜陸的憲政轉型及整體中國的憲制整合奠定。
【作者簡介】
田飛龍，1983年生，江蘇漣水人，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高研院/法學院副傳授，碩士生導師，一國兩制法令研討中間執行主任，北京年夜學法學博士（2012），噴鼻港年夜學法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兼任北京市國民當局行政復議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國民年夜學臺灣法令問題研討所研討員，深圳年夜學港澳研討中間兼職研討員，南開年夜學臺港澳法研討中間客座研討員，全國港澳研討會理事。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憲法與政管理論、行政法式法、公共管理、港澳基礎法。譯有《聯邦制導論》、《憲法為何主要》、《american反動的憲法觀》、《政治憲政主義》等10部。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噴鼻港政改觀察》和《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道理》3部。國內“政治憲法學”門戶青年學術代表，杰出的公同事務評論家和當局咨詢專家。
【本書目錄】
序文：憲法中國之道的美與傷
上篇思惟與論辯
第一章誰與爭鋒：司法憲政主義素描
第二章政治憲法：通俗法的規范對極
第三章重返政治：施米特的思惟幽靈
第四章憲法政治：阿克曼的國民轉換
中篇憲制與轉型
中國晚期立憲中的黨國憲制
改造憲制：最基礎法治與部門法自治
憲法序文：中國憲法的高級法佈景
國家管理現代化：政改中間形式
黨內立法法與依法治黨的軌制建構
下篇對話與期許
政治憲法學的問題、定位與方式
辛亥反動與現代中國
協商與代表：政協的憲法腳色
八二憲法與現代中國憲政的演進
【出書社推介】
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立憲進程，中國憲法的糾結并沒有因為晚清、平易近國、建國30年各種負面實踐與經驗而有結構性衝破。這糾結有軌制層面的實施性障礙與阻塞，更有憲法思惟和佈景理論上的混亂。例如接收東方「規范憲法」思惟的中國知識分子，瑜伽教室認定政治的現代性以司法審查軌制的完備性為基準，但這種單純移植的訴求，忽視了中國本身的政治憲法結構。本書著意于從「政治憲法」的角度，根究和提醒中國憲政轉型的思惟與軌制脈絡，呈現一種分歧于「規范憲法」的憲法心智與憲政世界觀。
而「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就是通過政治正當法式與配合歷史聰明，不斷打消差異性、管控不確定性及構成新的「規范世界」。本書氣象恢宏，縱橫于東方的憲政思潮與現代中國的政治現實，上篇「思惟與論辯」考核東方國家的司法憲政與政治憲法的思惟與實踐；中篇「憲制與轉型」探討平易近國立憲的歷史啟示，辨識當前中國憲政的轉型契機；下篇「對話與期許」激蕩出政治憲法學學者的殷切關懷與感性思辨。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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